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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窗理论”一叶障目

当年凯恩斯有一个观点至今在流行:当经济处于萧条期,如果雇用200个工人将马路挖开,然后又雇用200人将挖出的泥土回填可以拉动经济增长。理由是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挖路工具的企业获得了订单,400名工人还需要吃饭,还可以拉动饭店的生意。这样,通过不断的实施“挖坑”和“填坑”,就可以加速资金周转,带动一连串产业的发展。


上述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最近我读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王东京经济学讲义》,他指出经济学中许多流行的理论其实大都似是而非。这里摘取书中的几个片断,让我们看看王东京教授是怎样分析的。我读这本最深刻的感受是,对经济学的流行观点不能盲信。



01 

“破窗理论”一叶障目


“破窗理论”是源自一个真实的案例:法国巴黎一个店主的儿子不小心打破了一扇窗户的玻璃,店主花了6法郎来修补窗户。于是有经济学家认为,打破窗户并非坏事,修补窗户能给玻璃生产商带来生意,同时还能加速资金周转,带动经济发展。


1850年,经济学家巴斯夏就写过《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一文,批评了“破窗理论”的逻辑。他指出:店主花6法郎修补窗户,就不能用这个钱买新鞋或给孩子买新书,或者是其他消费或进货。


巴斯夏的意思很清楚,店主放弃买新鞋等选择,是修补窗户所需付出的代价,即机会成本。按照“破窗理论”逻辑,打碎玻璃之后的修补,给玻璃生产商带来了(额外的)生意;但同样的钱,明明可以花在新鞋、新书等其他方面,也一样可以带动经济发展。并且,对破窗的修补,没有给店主及其孩子带来额外的享受。正如巴斯夏所说,“破坏、损坏和浪费,并不能增加国民生产力”,也不能增加国民的幸福感。


前些年,国内一些地方每到岁末,就会把城区道路反反复复地“挖坑”“补坑”,也有人认为这样花钱总比公款消费好,而且可以拉动经济。出现这种现象,归根到底是因为地方主政官员只看见可以看得见的结果,看不见的结果是,这些地方反复修路其实放弃了创造更多财富的机会。


无论是一个城市,还是一个上规模的企业,或者是初创企业,选择某个很有成长前景的新产业作为重点突破的方向,这是在把握机会,而这本身也意味着付出相应的机会成本,抑或试错成本。


当然,如果投入巨大的产业出现了难以解决的科技转化问题,或是已经被更具有应用可能的其他科技成果所替代,或是其他城市、企业已经更好地把握了竞争的主动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思考是否要调整发展方向——这时人们往往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该不该转向,而是已经投入到原选择产业或项目的资金过多,难以割舍。


这又涉及经济学中与成本有关的另一个概念——“沉没成本”。王东京教授在书中明确指出,沉没成本并不是成本,因为那是难以撤回的投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说,如果我们花钱去看电影,看到一半实在看不下去,就应该离开。因为票款已经沉没,如果不选择离开,就会导致我们赔上更多的时间。



02 

不要错怪了中间商


王东京教授在讲供求原理时说:价格由供求所决定,所以除了公共品,一般竞争性商品的价格政府是不必管的。可是现实中却仍有很多人希望政府控制价格,无论是商品房,还是猪肉,乃至其他门类的商品。比如城市里蔬菜价格高,很多人包括一些地方的经济主管部门官员都认为,是中间商导致了菜价攀升,并以产地价与销地价的简单对比推断中间商获得了暴利。


王东京教授指出,菜价攀升并不能归咎于中间商作祟。实际上,许多城市在冬季特别是春节前夕的菜价高涨,主要是供应短缺,终端价格就被抬高。反过来,要让菜价回落,最应该做的其实不是人为规定菜市场的限价,而是要畅通供应,减少蔬菜从产地到销地运输、仓储等环节的税费等成本添加,探索产地直销等方式。



03 

“合成谬误”不是错误


在谈到资源配置时,王东京教授分析了“合成谬误”。所谓合成谬误指的是,人们某个举动是对的,加总起来却是错的。举例来说,市场上某种食物价格上涨,某个农户、农场企业决定增加这种农作物的生产,意在增收,这肯定是正确的选择;但如果整个市场上,所有农户、农场企业都选择增产这种农作物,就会导致供过于求的现象,导致价格暴跌,从而出现增产不增收。


“合成谬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失灵,但并不是说政府调节就不会出现“合成谬误”。事实上,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国内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发展经济作物、养殖产业,政府出面指导而导致地方农业结构变得进一步单一化,养甲鱼、种洋姜等等,反而导致当地的农民承受了比过去种田更大的损失。


王东京教授指出,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显然都不能做到“提前预知怎样的结构在未来是合理的”,而企业家确实因为利益攸关,所以比政府官员更关注市场,更可能做到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来调整投资和经营决策。因而无论在农业还是其他产业领域,政府应当克制直接干预市场结构的冲动。



04 

政府应该做什么


经济学大师科斯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认为资源配置在企业内部是“计划”,而在企业外部是“市场”,这两种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方式而已,并不存在哪一种一定要比另一种优越。科斯当时还曾发问,“如果计划一定比市场有效,那为何地球上没有哪家企业扩张成一个国家?相反,若市场一定比计划有效,那么人类社会为何会有企业存在?”按照科斯的观点,计划与市场分工的边界就在于交易成本。


这也意味着,提供公共品,比如公共卫生、教育、养老保险等,确实应当由政府来承担,因为市场配置的交易成本其实要高于政府。以教育为例,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教育都由政府提供,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教育产业化的国家和地区,教育成本更高,而成效更差。而在公共品之外的非公共品,则应当尽可能的实现市场配置,比如住房,虽然今天许多城市的房价不低,但在政府包揽房屋分配的年代,这方面的社会交易成本实际上更高。


市场决定价格,这本身就划分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边界。政府管控公共品以外的商品价格,对于弱势群体的帮助其实远远低于提供补贴、增加供给。甚至还可能适得其反,让短缺商品更加短缺。近年来,党和国家加快推动要素市场的开放,加大力度放宽各行业的准入门槛。这其实正是遵循了市场决定价格,让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经济学定律。


讨论市场与有效市场,就必须直面市场失灵的问题。王东京教授指出,信息不充分、经济外部性、公共品、贫富差距过大等因素都可能诱发市场失灵,所以要倡导建设有为政府。有为政府的四项经济职能主要包括实现充分就业、控制通胀、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适度经济增长。


发布时间:2021-04-02 点击量:4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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