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窗理论”一叶障目

当年凯恩斯有一个观点至今在流行：当经济处于萧条期，如果雇用200个工人将马路挖开，然后又雇用200人将挖出的泥土回填可以拉动经济增长。理由是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挖路工具的企业获得了订单，400名工人还需要吃饭，还可以拉动饭店的生意。这样，通过不断的实施“挖坑”和“填坑”，就可以加速资金周转，带动一连串产业的发展。

上述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最近我读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王东京经济学讲义》，他指出经济学中许多流行的理论其实大都似是而非。这里摘取书中的几个片断，让我们看看王东京教授是怎样分析的。我读这本最深刻的感受是，对经济学的流行观点不能盲信。

01 

“破窗理论”一叶障目

“破窗理论”是源自一个真实的案例：法国巴黎一个店主的儿子不小心打破了一扇窗户的玻璃，店主花了6法郎来修补窗户。于是有经济学家认为，打破窗户并非坏事，修补窗户能给玻璃生产商带来生意，同时还能加速资金周转，带动经济发展。

1850年，经济学家巴斯夏就写过《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一文，批评了“破窗理论”的逻辑。他指出：店主花6法郎修补窗户，就不能用这个钱买新鞋或给孩子买新书，或者是其他消费或进货。

巴斯夏的意思很清楚，店主放弃买新鞋等选择，是修补窗户所需付出的代价，即机会成本。按照“破窗理论”逻辑，打碎玻璃之后的修补，给玻璃生产商带来了（额外的）生意；但同样的钱，明明可以花在新鞋、新书等其他方面，也一样可以带动经济发展。并且，对破窗的修补，没有给店主及其孩子带来额外的享受。正如巴斯夏所说，“破坏、损坏和浪费，并不能增加国民生产力”，也不能增加国民的幸福感。

前些年，国内一些地方每到岁末，就会把城区道路反反复复地“挖坑”“补坑”，也有人认为这样花钱总比公款消费好，而且可以拉动经济。出现这种现象，归根到底是因为地方主政官员只看见可以看得见的结果，看不见的结果是，这些地方反复修路其实放弃了创造更多财富的机会。

无论是一个城市，还是一个上规模的企业，或者是初创企业，选择某个很有成长前景的新产业作为重点突破的方向，这是在把握机会，而这本身也意味着付出相应的机会成本，抑或试错成本。

当然，如果投入巨大的产业出现了难以解决的科技转化问题，或是已经被更具有应用可能的其他科技成果所替代，或是其他城市、企业已经更好地把握了竞争的主动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思考是否要调整发展方向——这时人们往往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该不该转向，而是已经投入到原选择产业或项目的资金过多，难以割舍。

这又涉及经济学中与成本有关的另一个概念——“沉没成本”。王东京教授在书中明确指出，沉没成本并不是成本，因为那是难以撤回的投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说，如果我们花钱去看电影，看到一半实在看不下去，就应该离开。因为票款已经沉没，如果不选择离开，就会导致我们赔上更多的时间。

02 

不要错怪了中间商

王东京教授在讲供求原理时说：价格由供求所决定，所以除了公共品，一般竞争性商品的价格政府是不必管的。可是现实中却仍有很多人希望政府控制价格，无论是商品房，还是猪肉，乃至其他门类的商品。比如城市里蔬菜价格高，很多人包括一些地方的经济主管部门官员都认为，是中间商导致了菜价攀升，并以产地价与销地价的简单对比推断中间商获得了暴利。

王东京教授指出，菜价攀升并不能归咎于中间商作祟。实际上，许多城市在冬季特别是春节前夕的菜价高涨，主要是供应短缺，终端价格就被抬高。反过来，要让菜价回落，最应该做的其实不是人为规定菜市场的限价，而是要畅通供应，减少蔬菜从产地到销地运输、仓储等环节的税费等成本添加，探索产地直销等方式。

03 

“合成谬误”不是错误

在谈到资源配置时，王东京教授分析了“合成谬误”。所谓合成谬误指的是，人们某个举动是对的，加总起来却是错的。举例来说，市场上某种食物价格上涨，某个农户、农场企业决定增加这种农作物的生产，意在增收，这肯定是正确的选择；但如果整个市场上，所有农户、农场企业都选择增产这种农作物，就会导致供过于求的现象，导致价格暴跌，从而出现增产不增收。

“合成谬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失灵，但并不是说政府调节就不会出现“合成谬误”。事实上，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国内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发展经济作物、养殖产业，政府出面指导而导致地方农业结构变得进一步单一化，养甲鱼、种洋姜等等，反而导致当地的农民承受了比过去种田更大的损失。

王东京教授指出，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显然都不能做到“提前预知怎样的结构在未来是合理的”，而企业家确实因为利益攸关，所以比政府官员更关注市场，更可能做到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来调整投资和经营决策。因而无论在农业还是其他产业领域，政府应当克制直接干预市场结构的冲动。

04 

政府应该做什么

经济学大师科斯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认为资源配置在企业内部是“计划”，而在企业外部是“市场”，这两种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方式而已，并不存在哪一种一定要比另一种优越。科斯当时还曾发问，“如果计划一定比市场有效，那为何地球上没有哪家企业扩张成一个国家？相反，若市场一定比计划有效，那么人类社会为何会有企业存在？”按照科斯的观点，计划与市场分工的边界就在于交易成本。

这也意味着，提供公共品，比如公共卫生、教育、养老保险等，确实应当由政府来承担，因为市场配置的交易成本其实要高于政府。以教育为例，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教育都由政府提供，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教育产业化的国家和地区，教育成本更高，而成效更差。而在公共品之外的非公共品，则应当尽可能的实现市场配置，比如住房，虽然今天许多城市的房价不低，但在政府包揽房屋分配的年代，这方面的社会交易成本实际上更高。

市场决定价格，这本身就划分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边界。政府管控公共品以外的商品价格，对于弱势群体的帮助其实远远低于提供补贴、增加供给。甚至还可能适得其反，让短缺商品更加短缺。近年来，党和国家加快推动要素市场的开放，加大力度放宽各行业的准入门槛。这其实正是遵循了市场决定价格，让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经济学定律。

讨论市场与有效市场，就必须直面市场失灵的问题。王东京教授指出，信息不充分、经济外部性、公共品、贫富差距过大等因素都可能诱发市场失灵，所以要倡导建设有为政府。有为政府的四项经济职能主要包括实现充分就业、控制通胀、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适度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