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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总裁班: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技术竞争是未来中美关系焦点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全球秩序矛盾再次成为焦点。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有关逆全球化、产业链重构、中美脱钩的争论愈演愈烈,也成为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和资产配置的重要变量。 


“所谓的脱钩,我认为主要是发生在中美的技术领域,即美国步步为营地限制对华技术输出”“但是,即使是在技术领域,恐怕也不会形成所谓的两个平行体系。”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针对中美脱钩论做出如上解读。 


6月18日,《财经》杂志和《巴伦周刊》中文版联合举办了以“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重构新机遇”为主题的“财经·卓见”线上论坛。作为与会嘉宾,姚洋做了题为“构建开放共融的创新体系”的主旨演讲。 


姚洋认为,我们在疫情期间看到的供应链中断恐怕是暂时的,当疫情结束,绝大多数供应链会重新建立起来。在技术领域,最重要的是标准制定,这由世界头部企业主导,美国无法将中国排除在外。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加入有规则的竞争,这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开放共荣、对中国有利的世界创新秩序。


以下为经过编辑的发言实录,未经本人审核。


我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疫情之后国际形势的一些新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变化。无论如何,中美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头等大事。


第二,我对疫情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认识。


第三,中国如何应对这样的新变化。


从三个层面理解中美新型冷战


关于中美关系,从美国方面来说,新冷战已经形成。2017年底,美国发布了新的战略报告,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2018年开始打“贸易战”;今年美国对华政策变得越来越具有进攻性,最近白宫发布了《美国对华战略》,把它自己的战略定位为现实主义,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新冷战当然和美苏之前的旧冷战有些不同。


美苏冷战是全方位的竞争,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你死我活的竞争,目的是用一种意识形态代替另外一种意识形态,随时可能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擦枪走火,中美新型冷战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地步。


我认为,新冷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领域,二是地缘政治领域,三是技术竞争领域。


第一,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在疫情期间和疫情之后确实加剧了。导致这次加剧责任在西方,因为中国这次抗疫,从武汉疫情暴发到这次北京疫情管控,措施相比较而言都非常及时,都是正确的措施,西方应该效仿。但是,西方有很复杂的心情,认为自己怎么能抄中国的作业?这加剧了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我加上了价值体系冲突,一如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所称“我们日本的模式你们学不了,因为我们的人民很守规矩”,这背后确实包含东、西方价值观冲突,而且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冲突,而不是短期冲突。


第二,地缘政治领域的冲突,从2010年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已经开始,如今紧张的态势更加剑拔弩张。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它很难逃脱“守成大国”的宿命,这也是人的动物性使然,即对于挑战领地的外来者,一定要守住既得利益,这是本能反应。美国怎么来处理中国在亚太的崛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谋求和平崛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技术领域的竞争。保罗·萨缪尔森在去世之前的2004年发表了最后一篇学术论文,关于中国技术进步对美国的影响。萨缪尔森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中国的技术进步是在美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领域发生,这对美国不利。


现在越来越多美国经济学家赞同萨缪尔森的判断,我们也看到美国在步步紧逼,包括实体清单越来越长,对我们STEM(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Engineering工程、Mathematics数学)领域的留学生严加限制,打压在美国与中国有合作的大学教授等。可以说,技术领域的竞争呈现白热化,而且美国的技术竞争相当于“上街群殴”,完全不讲规则。以实体清单的形成为例,如果美国认为某企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就可以将其纳入实体清单,这么宽泛的标准,依据其实非常简单粗暴。如果世界都这样不讲规则,将毫无秩序可言。


技术竞争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可能停下,因为最终它和地缘竞争挂钩,但是技术竞争要有一定的规则,即便是“打架”,也应该像拳击手一样在擂台上,而不是大街上展开,而且要按照规则来。


以上是我认识的中美“新冷战”。


技术标准是企业制定的,美国无法把中国排除在外


在上述背景下,经济领域到底会不会出现“脱钩”,这是大家一直讨论得很多的问题。我的判断是:经济领域的“脱钩”不太可能发生。


在疫情期间,供应链中断是暂时的,当疫情结束,绝大多数供应链会重新建立起来,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小的调整,比如医疗器械领域,美国还有欧洲一些国家,认为很多医药原材料都掌握在中国手中,要自己制造,但都是政客而不是他们的企业这么主张。


在西方民主体制下,政府想指挥企业实际上非常困难。政府要做这件事只能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立法,比如特朗普动用战时方案,要求企业必须生产医疗设备,但平时不能一直这么做,立法其实非常难。二是提供刺激,花钱将企业吸引回本国,这也很困难,政府要花多高代价才能把企业吸引回来呢?


总之,经济领域供应链中断不太容易发生,小部分重组可能会发生,但是这种重组也许对中国更有利,因为中国首先走出疫情。


中美技术领域脱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美国会步步为营地限制对华技术输出。即便如此,我们也要理性地认识到,技术领域最重要的是标准,而标准都由世界头部企业来制定,而不是由政府间的协议形成。哪家企业的技术最领先,就最有可能按照哪家企业的标准来做。而且,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技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完成。比如美国搞5G小联盟,但不太可能做出5G标准。美国以前不让本国企业和华为一起讨论技术标准,现在又放松限制,因为不和华为讨论,美国等于把自己关在5G门外,华为的5G技术所占有比重很大。


现在,技术标准不像以前一个国家把标准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可以凭借技术封锁另一个国家,将其排除在竞争之外。如今这样的事不太可能发生。最新消息也显示,德国带领欧盟允许中国参加德国的5G建设,意味着欧盟的5G领域华为都可以参加。


中美即使是在技术领域发生“脱钩”,恐怕也不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担,即便是美国也承担不了。因此,在同一个体系里形成竞争,但我们希望看到有规则的竞争。


“美国放弃世界领导力”是误读,第二阶段谈判有利中国


很多人认为,美国现在的做法是在退出世界体系,美国不想再领导世界了,世界将进入一个无序状态。这是一种误读,这么解读世界体系的变化,我们会犯大错误,过去我们就犯了这样的大错误。


美国没有放弃对世界的领导力,只不过换了一种领导方式。美国这次是意识到其所领导的全球化,如果加入的国家都是一些小国,不会挑战美国的全球性领导地位,但是如果加入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崛起的大国,包括中国和印度,显然会挑战美国自身的领导地位,因为这两个大国不会听从美国。


为此,美国要重新构造一个世界体系,而且在新的世界体系里美国要得利。在过去的全球化中,美国贡献了海量的公共品,当然首先是为自己打开市场,然后才是为其他国家提供技术,据此来维持世界体系。美国发现,过去提供了很多公共品,但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特朗普政府到美国精英阶层,都有这种情绪。特朗普为此采取极端做法,想把原有规则全打破,比如不让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正常运转,尽管没有都如愿以偿。


美国需要的新体系,就是特朗普政府所强调的“对等”,即“我做了你也得做”,对盟国也是这样:美国提供了军事保护,盟国也得提高军费开支。美国不想再单独提供世界公共品。


对此,我们应该好好地评估特朗普的做法。特朗普的举措可以视为对世界体系的破坏,但我认为同时也恰恰是在给中国一个机会。


另外,现在国内有人主张不执行第一阶段的中美贸易协议,我认为恰恰相反,我们必须要执行。


首先,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我们要买2000亿美元的产品,意味着中国和美国会继续绑在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外贸易盈余几乎全部来自美国,而对世界其他国家存在贸易赤字。即便按照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来执行,中国对美贸易盈余仍将占我们贸易盈余的绝大部分。


再者,美国想进行第二阶段谈判的重点是谈规则,而且涉及美国想对世贸组织改革的规则,这给中国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总说中国没有机会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如今先跟美国谈贸易规则,美国拿着谈好的规则去改革世贸组织,有人认为这回到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简称 GATT,一个政府间缔结的关于关税和贸易规则的多边国际协定),但也许这是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一个方向。


未来,不光中国要做调整,美国也要做调整,都需要时间和空间。过去几十年,美国财富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华尔街对美国老百姓甚至对全世界的盘剥无与伦比,甚至堪称美国和全世界的一部利益再分配机器。现在美联储又赤裸裸地沦为华尔街的“奴仆”,华尔街股市一旦走低,美联储赶紧发货币。长期下去美国会很危险,确实需要时间和空间去调整。


中国还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拜登赢得今年11月份的美国总统选举怎么办。拜登一定会联合盟友针对中国,并不会改变对华政策,但是会以一种可预见的方式来围攻中国。中国准备好了没有?从这个角度看,抓紧第二阶段的谈判对中国来说同样绝对有利。


关键领域创新需国家投入资金,市场化运作


中国如何应对,我想重点谈一下技术领域。美国的实体清单发布之后,很多人认为,中国应该依赖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事,把资源集中起来,把“卡脖子”技术都列出来然后一一攻破。


这种做法,首先违反了基本的创新规律。创新是市场行为,特别是在不确定性的领域,用政府力量去做创新,最终可能亏得一塌糊涂。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孙正义投资阿里巴巴的回报率高达2700倍,这也意味着,阿里巴巴这类级别公司成功的概率是1/2700,其余2699个都死掉了。这么大的失败概率,如果让政府去做,做不起。所以,以全面铺开的方式去发展“卡脖子”技术不现实,创新仍然应该是开放式的。


其次,中国的人口是整个欧洲的2.5倍,国土面积跟欧洲差不多。如果我们所有领域都是世界领先,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中国的对外关系,包括对外经济关系,一定要给人家留出空间来。当然,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国家投入资金,用市场化手段来做还是值得的,特别是在芯片领域,因为未来的世界就是芯片的世界。


马斯克已经把芯片植入大脑,芯片小型化也是趋势之一。台积电是目前唯一可以完成5纳米芯片的企业,1纳米等于一百万分之一毫米,它的最高目标大概是3纳米或2纳米。这个工艺上台积电能做出来,而且能保证成品率90%以上。


中国现在最好的水平也只能做到14纳米,就是中兴国际,它实际上是台积电的人马,但技术和台积电大概差了两三代,再往前发展要依赖光刻机技术进步。我们本来已经订购了荷兰阿斯麦公司ASML的光刻机,但是美国一声令下产品就不能卖给我们,目前我们的光刻机技术和ASML恐怕还有十年差距。而且,美国掌握了辅助设计软件,也不让我们更新,这样我们很难有进步。所以,在芯片这种非常关键的领域,我们值得投入重金来做,当然仍然要用市场化的手段。


总之,在中美新型冷战背景下,中美技术竞争,其实是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技术竞争,未来只会加强不会减弱,但是应该在统一的框架下竞争。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加入有规则的竞争,而且我们要为这样的竞争场域贡献自己的力量,包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且落到实处,不能到了有一点意外就拿举国体制来说话,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开放共荣、对中国也有利的世界创新秩序。


互动环节问: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放松,包括提供充足的流动性,远远大于包括亚洲以及中国在内的其他央行,如何看待货币政策的不同力度及对资产配置的影响?


姚洋:美联储提供无限制流动性的做法,大量发放货币,然后还给其他国家做货币兑换,从短期来看是薅全世界的羊毛。当然,这也是因为全世界的资产都跑到美国避险,美国通过发货币收割一下全世界。从中期来说,美国的股市泡沫越来越大,完全背离了基本面,美国股市崩盘的可能性非常高。从长期来讲,发货币最后都要以实物、资产来还,美联储目前的这种做法,完全是不管子孙后代死活的一种做法,中国不跟风是有道理的。


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陆家嘴论坛的演讲中提到说,全球经济很难出现V型复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更快地实现V型复苏?


姚洋:全球以及中国经济的复苏轨迹,完全取决于疫情走势。如果下半年疫情没有大规模反复,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6-7%也有可能。这样,我们全年的增长率就可以达到2-3%。但是目前谁都无法预料疫情会不会大规模反复。


本文来源:《巴伦周刊》中文版

发布时间:20-07-10 点击量: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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