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对俄的制裁再度升级，世界经济将何去何从

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恢复力度出现分化

唐遥首先对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2022年的经济形势做出了判断。他表示，整个发达经济体的恢复存在差异，在乌克兰战事爆发之后，美国的经济恢复虽受到影响，但仍有一定的强度，欧洲经济增长则趋于疲弱。

他同时指出，在乌克兰冲突发生之前，发达国家在经济恢复很快的背景下出现了明显的供需不平衡，因此社会大众和金融市场都关注到通货膨胀的压力特别大。在冲突爆发后，出现了初级产品等供给冲击，进一步加大了通胀的压力。

在就业方面，唐遥表示，发达国家失业率目前相对较低，但是失业率目前对劳动力市场的指示意义较弱，因为劳动力供给比疫情前偏低的另一个原因是劳动者的劳动意愿相对要低一些。因为疫情等各种结构性的因素，很多行业存在结构性的用工缺口，这也是推动通胀的一个原因。

 “从GDP恢复趋势来看，蓝线代表的是在疫情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底）所预测的这些国家的增长趋势，起点标准化为100%。黑线代表的是2020-2021的实际数据和对2021年之后情况的预测。”唐遥说。

可以看出，2020年这些发达经济的下行是很明显的。但是要注意到今年和去年的一个差异，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发达经济体在2022年可能还会低于他们长期增长趋势，但根据它们最新做的预测，则认为美国在今年（2022年）产出会达到长期增长趋势甚至会超过一些，这是我们认识有些不足的地方。此外，其他的发达经济体也存在类似的快速恢复的趋势，只是在程度上要亚于美国恢复的力度，欧元区在2022年会缩小和自身长期增长趋势的差距，日本和英国的情况也类似。

唐遥分析称，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些经济体的财政宽松力度是很大的；二是它们都采取了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和大量量化宽松政策作为支持；三是在疫情防控方面，这些国家政府决策者及所出台的公共政策很明显是偏向于更加支持经济恢复。

唐遥同时指出，在这样一个产出快速恢复的时期，经济政策决策却遇到了挑战，因为通胀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此外，乌克兰战事很可能会拉低各个发达国家的经济恢复轨迹。

美国的情况是最明显的。唐遥表示，在2022年1月的时候，美国的CPI同比增速达到7.5%，创40年以来最高，哪怕把食品和能源拿掉，看核心通胀——也就是美联储最为关心的通胀率指标，也已经达到6%的高水平。

“从上面的图可以看到，外界曾经普遍预测2021年的数据通胀可能会见顶，在2022年会出现缓和的情况。但我们要注意到它只是一个平均值的预测，实际上通胀的走势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劳动力市场的恢复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全球供给的影响，实际上是驱动通胀走势真正的核心原因。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些预测中对时间点的预测是不精确的，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唐遥分析。

失业率方面，唐遥指出，如果只是看典型的失业率指标，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4%，即它的长期自然失业率以下的水平，其他国家下降会缓慢一些，但也处在失业率下降的过程中。

但他强调，目前用来判断发达国家的政策走势的失业率，实际上是信息含量比较低的一个指标。“我们需要再去看一下就业人口规模，这是一个更有效的指标。因为一个经济中有多少人参与生产，首先是取决于他们的工作意愿，其次才取决于他们能不能找到工作，失业率这个指标反映的是后一个因素。”唐遥说。

唐遥表示，如果看就业人口规模这个重要指标。今年1月份美国的非农业就业人口比疫情前少了288万，相当于美国1.5亿就业人口的1.9%，意味着劳动供给和产出明显存在一个缺口，但这没有在失业率里面得到体现。

在唐遥看来，在过去两年里面，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恢复还是比较快的核心原因之一是财政政策起到了一个很强的推动作用。

“以美国为例，黑色的线计算的是产出缺口，就是实际产出与潜在的生产能力的差距，在2021年这个数大概达到负3%，但是同期会看到政府的开支和赤字规模迅速增大。”唐遥分析。

他表示，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美国的赤字规模大约在6%左右，疫情之后赤字规模达到15%，也就是说它的政府开支或者宽松力度相当于GDP的9%，这9%的财政宽松就要去填补3%的产出缺口。

对比其他国家，欧元区的政府开支增加了大概7个百分点，小于美国的9个百分点。日本增加了大概6-7个百分点左右，英国的增加就跟美国比较类似，达到了10个百分点左右。

从具体数字来看，在疫情以来，美国累计的财政宽松规模是5.3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5.4%，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宽松。

“所以预测到2022年的时候，产出的缺口就会变成正数，也就是说今年美国的实际产出会恢复到它的潜在水平，达到一个正常化的状态，而这是需要重视的趋势。”唐遥表示。

经济恢复的核心矛盾在于供给约束

唐遥认为，在目前的经济恢复中，核心矛盾实际上是来自于供给方面，一方面在发达国家里面还普遍存在结构性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问题，另一方面是乌克兰战事的影响。

首先，他认为，在疫情过程中，发达国家为了支持消费、保障家庭收入普遍采取了非常宽松的福利政策，包括给失业者提供很高的福利，这降低了大家的劳动的意愿。

其次，他表示，在疫情之后有明显的行业性的分化，比如有一些需要面对面交流的行业，招聘仍然存在困难，比如服务业、医疗行业、教育行业等。虽然媒体大量报道西方国家有很多人对严格的防疫措施提出抗议，但是媒体没有报道的是还有很多人害怕感染新冠，对生命安全感到担心。这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就是需要面对面交流的岗位的供需是不平衡的，这是导致就业市场不能完全恢复的一个重要的约束。

最后，在疫情之后托儿服务会变得供给严重不足，这个问题在美国比较明显。“一方面在疫情之前，美国的托儿服务本身就是一个供给不足的行业，在疫情之后因为健康风险，缺少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这块的供给下降得很快，导致大量的母亲留在家庭里面照顾幼儿，也是就业供给不足的一个原因。”唐遥说。

除了劳动力之外，唐遥认为供应链方面的问题也很值得关注，比如能源供给，由于疫情之后的过度悲观，以及之前西方国家对新能源的强调，传统能源的投资其实是处于一个不足的状态。在需求迅速恢复之后，能源供给就没有办法跟上目前的需求，加上目前俄乌冲突的影响，能源的供给变得更加紧张。

此外，芯片等中间品的供给受到疫情的影响。有研究估计在2020-2022年这个时间段里面，欧元区因为中间品供给的问题减少了2%-6%的制造业产出，所以这块还不能很快得到恢复。

比起供给方面存在的强约束，发达经济体需求较强。比如有研究表明在疫情期间欧元区的居民的额外储蓄达到了1万亿欧元，相当于GDP的8%，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疫情引起的预防性的储蓄，目的是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此外，还因为钱花不出去，人们只好把钱储存起来，比如疫情期间人们想去滑雪，但因旅行限制而不能成行。总之，这部分需求有很大的释放潜力。所以说，发达经济体现在主要矛盾就是供给不足，需求端的整体状况相对良好。

唐遥强调，判断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势时，核心的线索其实是在于劳动力市场，如果劳动力市场恢复好，产出就有支持，通胀就会放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退出就可以保持一个更为合适的节奏。

中国出口或将逐渐回到正常水平

针对美国政策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唐遥表示，发达国家的经济总体恢复节奏是比较好的，所以它的总的需求是强的，但是从消费结构的调整角度来说对中国是不利的，首先它的服务业消费占比会逐步恢复到像疫情前的水平，对产品的消费，包括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会下降，这个结构的变化是不利的。

从汇率的角度来讲，唐遥表示，实际上利好消息比较少一点。“美国进入一个加息周期，人民币有宽松的预期，因此一般认为人民币可能会有一个贬值的趋势，但实际上从过去两三个月的情况来看，人民币的走弱过程有一定的滞后，幅度也不大，一种解释是美元加息预期已经走到顶点，乌克兰战事带来的避险情绪对美元升值的推动也到达了顶峰。”他认为，“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美元不太可能继续走强，换句话说人民币其实不见得会明显的走弱，除非中国央行推出超出市场预期的宽松或者降息。因此，在汇率方面目前我们的判断是，除非我们主动加大货币政策的宽松力度，否则不易出现有利于中国出口的较大汇率贬值。”

“从总体上来看，外需变化对中国的经济会有一定的影响，具体看是多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总体判断是整个外需的支撑仍然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同时逐步会回归到正常水平。”唐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