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创始人和最大受益人 黄峥凭什么退居幕后?

2021年3月17日，当拼多多发布其2020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时，41岁的黄峥在股东函中宣布不再担任拼多多董事长一职。

一石激起千层浪，还没等资本市场消化了“拼多多年来活跃买家数量超过阿里巴巴”的利好，创始人辞职的消息很快就让股价由涨到跌。在美股收盘时，拼多多股价下跌了7.1%。市场上的黄金和白银，表达了对拼多多未来的怀疑。

据黄峥股东函称，黄峥1:10的超投票权也将失效，不再担任董事长和管理职务的拼多多董事会将委托拼多多董事会对其持有的股份进行表决。黄峥还承诺，今后3年个人名下股票将保持锁定，不卖出。

关于辞职后的去向，黄峥表示“想在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做些研究”，比如，通过控制农产品的种植方法，探索对土豆、番薯、西红柿等潜在有害重金属含量的可靠和有效控制，同时对其可能存在的有益微量元素进行可控的标准化提升等。

对黄峥来说，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甚至异化，实际上是传统的规模和效率主导的竞争必然存在着问题。变革需要从更基础、更根本的问题出发，从核心科学技术及其基本理论出发去寻求答案。而且他希望自己能跳出束缚，“去触摸10年后的路途上的石头”。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黄峥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留下了一连串的猜疑，以及一切企业都将面临的交接问题。

 创始人退出，公司会怎样？

怎样才能让一手创办的企业在退出市场后仍然健康发展，这是企业家们所面临的共同难题，而人始终是解局的核心。

传承之所以难，是因为它本质上违背人性：创始人凭借个人特质把企业做大做强，而后期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个人影响力尽量从一手创立的企业中剔除。

虽然黄峥一直强调拼多多不应该有太多的个性色彩，但外界早已将拼多多的各种行为与创办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在国内互联网行业，创始人的烙印特别明显：他们不仅在公司内部拥有绝对权威，而且个人气质已经融入了公司文化之中。

阿里重运营，腾讯重产品，百度重技术，这是过去BAT时代业界公认的三大巨头，BAT之所以形成一种风格，除了需要主营业务外，和创始人的个性也息息相关。例如，马化腾本人就是一个注重细节和体验的产品经理，在腾讯内部一直流传着他亲自为员工挑选椅子的故事；作为超链分析技术的发明人，李彦宏创建百度的同时，也造就了百度的工程师文化。

任何人都不能完美地重复，创始人的继任者必然与创始人在性格、思维方式、好恶等方面有区别。然而，如果将观察的范围扩展，就会发现，看起来暂时无法解决的遗传问题，或许可以从科技行业的前辈那里得到启发。

 千亿美金的教训

破产清算会给公司带来灾难，雅虎的衰落就是明证。回首这场灾难性的公司更迭历史，错位的领头羊是导致雅虎衰落的根源。

在创立雅虎并取得巨大成功后的第二年，杨致远和费罗决定聘请一位合伙人来执行日常业务，以埋头于科学研究。

（杨致远和大卫·费罗）

雅虎第一任CEO蒂姆·库格尔(TimKoogle)1995年加入雅虎，他是一位典型的职业经理人。Cugel在摩托罗拉完成积累后，担任InterMec(发明条形码的公司)两年的总裁。《商业周刊》封面曾经评价库格尔为雅虎“理性成熟的代表”。

（蒂姆·库格尔）

Kuge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雅虎的免费商业模式——免费提供服务，然后将广告作为公司的收入来源。但是他投资激进而又不走运，赶上了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代，再加上公司业绩不佳，股价跌去近90%,2001年5月Kugel辞去了他执掌雅虎5年的CEO职位。

第二任CEO特里·塞缪尔帮助雅虎渡过了难关，但也使雅虎陷入了战略混乱的深渊。

之前担任华纳兄弟电影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塞缪尔，由于削减了毫无意义的企业项目，优化了企业组织，同时也使雅虎的业务多样化，通过高价服务和分类广告降低了雅虎对显示广告的依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不仅使雅虎的定位更加模糊，而且还导致了雅虎极客文化的缺失，使雅虎失去了对技术的关注，直接导致雅虎失去了两个搜索和社交网络的机会。

当塞缪尔在任的最后一年，雅虎的收益增长并没有达到华尔街的预期，尽管依靠出售谷歌股票创造了可观的利润，但情况却很糟糕。

（特里·塞缪尔）

2007年，杨致远应公司董事会的要求，亲自离开公司，亲自上阵，但雅虎已经不再是最初的雅虎。虽然杨致远拒绝微软的收购保住了公司，但也因此得罪了可能获得巨大财富的股东，当他辞去CEO一职时，华尔街没有任何遗憾。

实际上，美国科技公司创始团队引进职业经理人是一种普遍选择，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早在1983年就聘请百事可乐总裁斯卡利担任CEO，而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则在公司仅有200名员工时聘请埃里克·施密特担任CEO。它和公司创始人的背景有关：在美国互联网上，创始人大多是科技天才，而CEO是商业精英。

但是雅虎的落寞也暴露了这种模式的问题：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发展到了晚期，创始人及其家族的股份都是零散的，除了大型投资基金和银行的代表，其余的都是独立董事，为了管理这样的公司，董事会通常都会聘用职业经理人和各种经理，而董事会中除了大型投资基金和银行的代表，剩下的都是独立董事，也就是说，大多数核心人员的首要任务是保障投资者的利益，而不是公司的长远发展。

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对技术核心的不同想法，不同执著程度，决定了企业交班的结局能否如意，而雅虎恰恰是一个反例。

寻找合适的接棒人

怎样找到合适的接线员？从微软，谷歌和苹果那里听到的故事可能会有所启发。

不到40岁的盖茨，在微软成立14年后，就提出了微软高管退休的时间表，他决定将CEO职位交给创始人团队成员史蒂夫·鲍尔默。在大学期间，盖茨和鲍尔默相识，1980年，微软成立6年后，鲍尔默受盖茨的邀请加入微软。

（比尔·盖茨与鲍尔默）

2000年1月，拥有着交易、财务和产品营销背景的商人鲍尔默，取代了软件和技术天才盖茨，成为微软新任首席执行官。在鲍尔默被任命为比尔·盖茨继任者一周后，微软的股价曾冲到史无前例的58美元。

然而，掌舵微软的14年间，没有任何技术背景的鲍尔默犯了太多错误，微软不断被谷歌、苹果、Facebook在各个领域超越，从消费电子产业的创新者演变成为碌碌无为者。

另外一位微软创始人保罗·艾伦回忆说，对鲍尔默成为公司CEO感到震惊，因为“他的才能主要来自商业方面，而非技术方面。”那就是说，鲍尔默并不是“产品专家””

乔布斯还曾在自传中公开谈到Ballmer在微软问题上的作用——“销售人员管理公司，产品人员则不再重要，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失去了创造的热情。在Skarley加入之后，苹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是我的错误；Ballmer接管微软之后也是如此。Apple是幸运的，它能东山再起，但我认为只要Ballmer继续掌舵，微软就不会有什么作为”

上述种种，让外界把“微软失去的十年”都归咎于鲍尔默。

鲍尔默时代在2013年陷入了一场“口水战”，微软CEO选择委员会花了5个月的时间物色新的CEO——开始考虑聘请外部人士，最后纳德拉，这个在微软已经22年的老员工，在2014年初成为微软的第三任CEO。

（纳德拉上任之初，微软内部外部问题重重）

纳德拉工程师，不像鲍尔默，他和盖茨一样是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测试中的NT型人物。这项测试是用来衡量人的知觉和决策能力的，结果显示NT类型表明盖茨和纳德拉二人都是非常理性的求知者。

据悉，董事会之所以任命他为CEO，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作为微软员工，他具备了外界人士所具备的优秀素质”。Nadra和公司外部的人，从竞争者到风险投资都有联系。这样做是很罕见的，因为这家被认为是保守封闭的公司。

（萨提亚·纳德拉）

纳德拉成功地引导微软进行了积极的转型，仅仅三年就使微软的市值翻了一番。内德拉的方法：对内更新文化，对外更新合作，全面更新策略。Nadra没有另起炉灶，而是致力于“重新发现微软的灵魂”，创建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微软，这对很多雄心勃勃的改革者来说是非常罕见的。

相比微软，谷歌的经历则顺畅许多。

谷歌很早开始就是以“三驾马车”的形式在运作。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这两个技术大佬出身的创始人，很早就在投资人的建议下找了职业经理人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帮忙。

施密特任内颇有建树，可以说是他一手建立了谷歌的团队和企业架构，为谷歌成功的商业模式出了一份力。华尔街日报曾经评论说，是施密特在混乱中建立了谷歌的架构和纪律。

在2015年，两位创立者决定对谷歌进行重组，将其创新业务与原有的核心业务分离开来，组建Alphabet；并将作为子公司的谷歌交由SundarPichai掌管：作为谷歌母公司AlphabetCEO的Page，作为Alphabet总裁的Brin，以及作为GoogleCEO的Pichard。

（桑达尔·皮查伊）

皮查伊是一个产品派管理者，但相对于两位创始人，他拥有更多的实践经验。Pichai在2004年加入谷歌之前在麦肯锡工作。在加入谷歌之后，他曾担任Chrome,Android团队经理，并在2015年成为Google的核心创收子公司的CEO，其中包括Google.com,YouTube。

皮查伊治下，谷歌的业绩一直很好，他的个人回报也因此不断上升。难熬的是，继任者皮查伊将创始人的注意力继续放在产品本身上，而不仅仅是华尔街的情绪上，这使得谷歌保持着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

纳德拉和皮查伊在企业内部锻炼成长，共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优秀的接班人，首先要真正了解公司的主要业务，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有一种传承企业核心文化的精神，而不是仅仅关注财务数据。

在交棒之后，谷歌和微软的创立者仍然保持着对公司业务的部分参与。但是对那些已经失去了创始人的公司来说，在坚持创始人的精神内核和寻找新的途径之间的选择是对像苹果这样的继任者智慧的考验。

乔布斯的健康状况在2011年恶化，他的继任者、首席运营官TimCook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他的接班人。这种选择是出乎意料的，主要是因为库克和乔布斯在性格上有很大不同，甚至可以说是两极化。

他说：“乔布斯是一位典型的创始人，善于把握大方向，以极强的个人魅力凝聚团队，而库克则是一位典型的“职业经理人”，他曾在IBM工作了12年，一直很稳重，并善于处理企业运作事务。

（蒂姆·库克）

今天看，库克接班基本是必然的：在苹果这样一个以专家型职位为主的公司里，库克担任的首席运营官是少数几个职位，不受工作岗位的限制，并且有着强烈的跨部门、跨业务线大局观。

而那时的苹果也不需要第二个“乔布斯”：在库克接班的早期，就有各种传言说，乔布斯本人已经为苹果制定了未来4年的产品计划；而库克擅长的，一直是乔布斯所不擅长的，管理库存、供应链和理顺几个设计天才想要实现的伟大想法背后的现实落地问题。

库克做了乔布斯期望他做的事，以及他擅长做的事。他上任后，就修补了苹果内部运作和管理方面的漏洞，使其成为一个在二级市场上看起来更好的投资标的，苹果股价一路走高，成为全球首家市值突破万亿的美股公司。

同时，库克也在逐步完善苹果的“软硬一体”大生态圈，其服务加码已转化为收入和利润，支撑着苹果新的增长曲线。换句话说，苹果公司已经真正进入了“库克时代”的叙事。

企业家的星辰大海

交棒顺利与否，故事总是在继续，不管是公司的故事，还是创始人自己的故事。黄峥并非第一位想要转型从事科研的企业家，在他之前，盛大创始人陈天桥就已经给出了前例。

陈天桥在1999年创办了盛大游戏公司，在2004年带领该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并很快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首富。顶峰时期，危机也在发生。陈天桥和家人2010年在新加坡定居。之后的几年，陈天桥开启了人生新的一页，盛大帝国连连卖掉盛大游戏、盛大文学等资产，转型为全球投资机构，逐渐淡出网络战场。

“就算做一辈子的首富又如何？我30岁就体验过所谓的首富，人生为什么要重复之前的事情？”在陈天桥看来，他的人生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投入：脑科学。在美国、在中国，陈天桥相继为脑科学研究投入巨资，试图以科学证“无我”。

钱是手段，不是目的。拥有巨额财富的企业家显然更能体会这一点。同样的，对于至今仍然怀有科研梦的黄峥而言，新的故事正在展开，他在股东信中写道，“成不了科学家，但也许有机会成为未来（伟大）的科学家的助理，那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