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emba：过往疫情研究可以给我们哪些重要启示？

流行性传染病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容易引发信息不确定性与恐慌情绪，还可能波及全球，需要人们跨区域合作应对。过往疫情研究可以给我们哪些重要启示？又有哪些方向值得进一步探索？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玉珍、博士生王陈豪基于已有罕见灾难研究成果，从学术角度分析了疫情如何影响人们的信念与行为，并提出了政策建议。这项研究原文标题为《行为视角下的疫情分析：成因、影响与对策综述》，发表于《金融研究》2020年第6期。《金融研究》创刊于1958年，是国内经济学领域顶级的学术刊物。

本文从流行性传染病特征和医学传染病模型出发，对影响疫情的非理性因素、疫情的直接与间接结果进行文献综述，分析极端事件中的反应不足与过度反应。在成因上，梳理了不完全信息贝叶斯学习和显著性理论等决策行为假说，来理解人们行为背后的信息处理机制和情感作用渠道。在结果上，疫情及有关政策对经济金融活动的直接影响尚缺准确评估，恐慌情绪与羊群行为、社会信任危机、风险态度转变及异质性信念等疫情间接结果也有待深入研究。最后，基于已有文献和疫情行为分析，对未来学术研究及政策管理提供思路和建议。

阅读本文，你将了解：

•   人们是如何成为谣言的“俘虏”，并影响疫情发展的

•   抢购卫生纸等非理性行为背后的重要决策机制

•   疫情对人类社会的直间接影响及应对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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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R模型——医学传染模型应用于谣言传播

为分析流行性传染病的传播动力学及各类行为对其造成的影响，本文引入医学SEIR模型。该模型被医学界广泛应用于SARS、COVDI-19等疫情的预测过程中。相比之下，传统经济学文献主要利用线性模型估计疫情及其影响，易与实际情况形成较大差异。通常，SEIR模型的构建方式如下：假定社会中共有𝑁（𝑁 + 𝑆 + 𝐸 + 𝐼 + 𝑅）个人，易感者S接触到感染者I或潜伏者E后，分别按照𝑐1和𝑐2的概率转换为潜伏者E，潜伏者E每日以𝑤的概率转化为感染者I，感染者I每日以𝑟的概率转变为康复者R，此外，潜伏者E和感染者I每日接触的易感者人数分别为𝑚1和𝑚2。

人们都是故事的俘虏。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提出，叙事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对通俗叙事的思考，经济事件本质上是由过度简化和容易传播的叙事变体传染性的传播所驱动的。

鉴于网络谣言传播与传染病传播的相似性，医学传染病模型同样适用于模拟谣言和恐慌情绪的传播过程。可将“疾病传染概率”引用为谣言传播过程中人们获知并传播谣言的概率，并加入对“获知谣言但未采取决策行为的人群（即潜伏者E）”的考虑。已有研究发现谣言、恐慌情绪在社交网络中的传播与流行性传染病非常相似，同样依赖于行动者和恐慌者可接触人数、相关部门辟谣和真相传播速度等因素，若不加管控，谣言会在短期内引发恐慌情绪，带来羊群行为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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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疫情的非理性因素

流行性传染病的特征不仅加大了识别的困难度与传染的可能性，还带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由此引发的恐慌情绪和行为反应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的影响不亚于疫情本身。那么，不确定性和恐慌是如何引发人们的非理性行为的呢？

基于已有研究，本文首先引入不完全信息贝叶斯学习模型和显著性理论，从信息处理和情感因素两个角度来分析人们在高度不确定性下的行为模式，然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化对居民行为的影响。

（一）不完全信息贝叶斯学习模型

根据不完全信息贝叶斯学习模型，模糊信息对个体信念的影响微弱。可得性偏差的存在，使得事件曝光程度及画面感、相关过往记忆和专家判断等因素都会影响人们对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但在疫情初期，往往受医学研究、技术水平等因素限制，医疗部门和媒体部门难以立刻传递准确信息，而不完全信息贝叶斯模型显示，新信息的波动性越大，对个体后验预期的影响越小。因此，可得性偏误使人们难以及时反应，倾向于维持原状。

（二）显著性理论

显著性理论认为人们对信息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其显著部分，弱化其余信息的作用。疫情下，恐慌情绪影响了人们的合理决策能力，既进一步放大显著信息的作用，也使得人们更加关注负面信息，最终引发过度反应。

（三）地域文化

不同文化背景下，居民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对病毒传播具有重要影响，也对疫情管理工作提出了差异化要求。以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为例，集体主义文化注重整体利益，提倡奉献和社会稳定，而个人主义文化主张个人利益，追求自由和个人成就。疫情期间，集体主义文化地区居民表现出了更好组织性，使得疫情得到及时有效的管控。个人主义文化地区居民则面临较高的道德风险，个人的瞒报误报和风险轻视导致他人健康风险增加，甚至连累他人被迫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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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直接与间接影响

疫情可能因客观因素直接影响经济金融活动，也可能因决策主体的理性或非理性反应形成间接冲击。在已有文献中，直接影响被定义为不通过其它因素产生的结果，间接影响则描述了变量通过中介渠道产生的作用。学者估计直接影响的方式较为一致，通常假定或控制其它因素不变，然后观测理论或实证模型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而估计间接影响的方式繁多，主要包括比较直接影响与整体影响差异、分析未受直接影响的邻近地区样本和分组考察过往经历对当下行为的作用等。本文依据上述对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的讨论，结构化综述研究疫情影响的文献，分析了疫情在经济金融方面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恐慌情绪、社会信任、风险态度和异质性信念引发的间接影响。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相应思考和建议：

1.通过信息披露引导个体形成正确信念，面对存在重大尾部风险的小概率事件，应格外注重早期结论的准确性，谨防现存状态偏误、过度自信和可得性偏误等行为偏误对早期判断的影响，及时准确公布灾情信息，降低谣言等模糊性较高信息对民众的影响。

2.从信息处理着手，应对有意的羊群行为。信息的准确性与先后顺序、个体的初始信念和先验期望等因素都会对其后验期望造成重要影响。

3.从情感因素出发，减少无意的羊群行为。首先是参考点调整，例如普及以往疾病进程信息，有利于民众将现有疫情的参考点从正常生活时期、春节时期调整至疫情时期，在增加民众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理解与配合的同时削弱恐慌情绪。其次是树立正面形象，树立正面形象是转移注意力、恢复信心的有效方式。

4.关注情感经历对个体风险偏好的长短期影响。需关注悲观情绪下风险厌恶的抬升，防止风险厌恶情绪影响正常经济活动。

刘玉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 研究专长为行为金融学，证券市场与投资学。

曾荣获国际多个学术论文研讨会最佳论文奖, 并曾获得美国财务年会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AFA）Travel Grant, 担任国际多个重要期刊的评审委员。过去十年来深入参与台湾证券暨期货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证券柜台买卖中心、台湾期货交易所、证券暨市场发展基金会、集保公司与证券商业同业公会等的市场规划与相关制度设计。

·  荣获第二届中国金融研究杰出贡献奖（2016）

·  在国际顶尖期刊和著名期刊上共发表了50余篇论文。

·  多次受邀作为国内外会议的主题演讲嘉宾。

·  论文被美国会计师协会文摘、美国商业周刊，经济学人杂志，彭博商业周刊以及著名的百科全书搜索引擎Investopedia和 Forbes（福布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