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总裁班分享魏杰：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

猝然而至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暂时逼停了中国经济，更给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疫情之后，中国经济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世界经济版图会形成怎样的格局？本书在充分分析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危害后，冷静阐述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得出结论：疫情虽然暂时逼停了中国经济，但我们的基本面不曾伤筋动骨，只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中国经济仍会稳步增长。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清华经管学院鸿海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杰的最新力作。

作者简介

魏  杰

魏杰现任清华经管学院鸿海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主要为博士及硕士研究生以及MBA、EMBA、高管教育等项目讲授“企业战略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国企业前沿问题”、“中国市场经济前沿问题”、“宏观经济分析”等课程。长期致力于企业制度安排、企业战略选择、企业文化塑造、企业外部选择、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宏观经济流量分析、市场经济研究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他出版过《中国经济之变局》、《亲历改革》、《崛起中的磨合》、《转型中国》等有影响力的著作，同时在《光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主流媒体发表过重要学术观点，在《经济学动态》、《中国人才》、《学术月刊》、《经济纵横》、《当代经济》、《中国审计》等期刊发表近百篇论文，是我国较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作者自序

2020年，注定会成为载入中国史册的重要一年。当然，也会成为载入世界史册的重要一年。

就中国而言——

一方面，2020年摆脱贫困，实现小康社会，从此进入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历史进程之中，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因此，中国经济自2020年起，将出现新的特征与趋向，将不同于以往的中国经济，虽然它以原有经济为基础，是原有经济的发展与继续，但确实会形成新格局与新状态。

另一方面，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件，一下子逼停了中国经济，停工、停产、停业，打乱了中国经济的既有秩序，虽然新冠肺炎病毒没有改变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与历史进程，但确实对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严重的问题与挑战，我们面对疫情所带来的困难，虽然强调危中有“机”，但这种“机”确实不同于一般的“机”，可以说是风险叠起，极为艰难，属于“向死而生”的“机”。

由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必将是新格局与新趋势，伴随着新困难与新挑战，如何应对？我从自身所拥有的信息及分析方法，得出了一些判断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为中国经济“增砖添瓦”。

是为序。

魏 杰

2020年5月10日于清华大学

精彩荐读

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被打乱与被迫中断的原因大致上有两类：一是经济自身的因素，例如生产过剩的危机、债务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外汇风险引发的国际收支危机等；另一类是非经济因素，例如，战争、政治动荡、公共卫生事件等。

经济运行及经济发展正常秩序被打乱或者被中断的非经济因素，首先，是战争这种极端因素，例如一战、二战及二战之后的各种区域性局部战争。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性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当然，战争的消除依靠反战的和平力量。其次，是政治动荡的因素，包括意识形态冲突及宗教冲突、民族冲突等，人类应该以各种形式消除政治动荡对经济的影响，保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与人民的幸福。最后，当然是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指全球性流行性传染病，例如这次我们所遇到的新冠肺炎疫情就属于这种因素。

如何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的冲击？在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我在2020年2月与3月份根据当时关于疫情的状况，先后写过16篇短文，提出过一些想法，可以看作是疫情的经济学日记，现整理如下，以便我们总结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与教训。文中有些提法因为受当时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与后来的判断有些差异，但我在这次出版时并未修改，因为这样也可以看出一个人对这次疫情认识的深化过程，有些重复的内容也没有删，因为这样有利于认识一些问题。

一、对抗疫情与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得真是太突然了。我2020年1月3日一大早乘高铁去济宁的兖矿，晚上7时由济宁乘高铁回京，1月4日下午乘高铁由北京到西安，1月7日下午由西安飞南昌，1月8日下午乘高铁由南昌到上海，1月10日晚上由上海飞深圳，14日晚上由深圳飞三亚，1月16日一整天都在三亚参加有100多莅会者的论坛，1月17日我女儿来三亚，准备全家在三亚过春节。在此期间，我感到整个社会运转正常，没有看到不祥之兆。尤其是2020年中国要脱贫进入小康，再加之又是春节前夕，因而我到处看到的都是繁荣与祥和。1月20日开始感到紧张气氛，紧接着1月22日得知23日武汉封城。停工、停产、停业、停学，社会经济开始停摆了，世卫宣布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突然而至的灾难，如何办？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根据疫情专家目前对疫情的判断，我们应该主动下调2020年的经济发展指标，不要再坚持原有的预期，否则，就会导致对经济进行不必要的盲目强刺激，而且各地政府也会在下行压力下胡乱搞投资，弄虚作假，甚至会松动不应该松动的某些政策，例如放开应该坚持的“住房不炒”的房地产政策，等等。总之，在经济指导思想上应该充分估计疫情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主动下调经济增长目标，这不仅不影响人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而且会使人们正视困难，更加科学而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

第二，疫情对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不仅因为疫情税费必然会少收，而且还要给企业及个人减税减费，财政收入会较大幅度地减少；另一方面，疫情的各种支付都要由财政来承担，例如确诊病人的所有医治费要财政负担，甚至死亡病人的丧葬费也要由财政来负担，可见，财政必然会由于疫情形成巨大的赤字，目前的捐款解决不了问题。因此，我建议应该发行疫情国债，数量可以确定在2万亿元左右，债期可确定为5年到10年。这样既可以保障财政的平稳，又可以为公众创造投资机会，减少社会游资对股市及房市带来不必要的冲击。

第三，为了应对疫情，货币政策应该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与保证流动性充足，但绝不能搞宽松的货币政策，防止因为疫情而形成未来的通胀。尤其是要防止货币进入房市及股市，形成不必要的压力。目前朋友圈都在发有关放开房市的各种不知来路的信息，甚至有人称应该放开股市融资，促进股市大涨，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些人对宽松货币政策的期望，试图利用疫情而使货币政策转型，走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要警惕要求货币政策走向宽松的社会思潮，绝不能搞宽松的货币政策。

第四，在对产业的扶持上，要按照各个产业的受损状况及重要性，有序帮助各个产业的恢复。首先，要对在世界供应链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产业及企业加大扶持力度，确保我国在世界供应链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其次，要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扶持，因为第三产业这次疫情中受冲击最大，而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又最大，在50%以上，如果不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扶持，很难确保增长不受冲击。再次，对南方农业要加大扶持力度，因为南方冬季的反季蔬菜及瓜果因为疫情而中断了运输，农业损失较大，例如海南农业因为疫情使不少蔬菜及瓜果烂在了地里，无法运向北方，损失较大。对各产业扶持的重点，是帮助有关企业解决开工复工的各种具体困难，同时，依据2019年上半年统计资料，以此为基础，给相关企业做一些应有的财政补贴。

第五，要与世界各国进行沟通，消除国际不必要的恐慌，不能因为疫情而中断贸易运输及人际交流。中国几十年的开放，已经全面融入世界分工协作之中，如果国际贸易及人际交流较长时期停摆，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会带来巨大的损害。当然，最近国外疫情在不少国家有加重的趋势，这就增加了我们尽快恢复国际贸易与人际交流的难度，但我们还是要以各种方式尽快恢复国际贸易与人际交流。

第六，要处理好疫情防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既不能忽视对疫情的防范，也不能防范过度。现在有些地方开工复工难的重要原因，是有人过于怕负责任，本应松动的一些防范措施仍然僵化地执行，非常不利于企业开工与复工。不能搞一刀切，应该根据疫情轻重程度不断松动有关措施，在确保疫情防控的同时逐渐恢复社会经济活动。疫情防控是硬任务，逐渐恢复社会经济活动也是硬任务。

二、面对疫情，中国经济怎么办

疫情的严重程度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原有的判断，我们应该全方位应对，而且要举全国之力，做到如下几点。

1、总体指导思想应该是“修复”经济，而不是“刺激”经济

这次中国经济出问题，并不是经济本身的因素引起的，而是非经济因素，即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也就是疫情迫使经济停摆，出现了停业、停工、停产，从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因此，我们的对策应该是修复经济，消除疫情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使社会经济恢复到自己的常态，而不能搞强刺激，强刺激无益于经济的逐渐恢复，只能打乱经济的正常运行。

既然是修复经济，让经济恢复自身的常态，因而要承认经济增速的下行。在大半年经济都不能恢复正常状态的条件下，增速回落是必然的，甚至会是负增长，不必过度紧张，要承认经济自身的规律。

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并不代表2020年无法实现脱贫攻坚战，我们2020年可以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因为我国脱贫任务的重点是农村，是一些6、7线城市，农村与6、7线城市虽然也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其损失远远小于大中城市，甚至有些地方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因而只要政策得当，就是在增速回落的条件下，也基本上可以实现脱贫任务。

非经济因素引起的经济增长停滞，不是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外部因素，因而只要我们逐渐解决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让经济恢复到正常运转就行，因而重点是修复，而不是刺激，不是改变经济的内在运行机理。现在不少人强调刺激经济，实际上这从长远上看是有害的。应该是修复经济，让经济恢复到疫情前的运转状态。病看对了，才能对症下药，否则会有害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总之，这次经济出问题不是经济本身的因素引起的，既不是需求不足，也不是供给方面出了大问题，更不是流动性不足，因而不宜搞刺激性政策，而是以修复经济为主。当经济不是因为经济自身原因而出现问题时，如果搞强刺激，只能打破经济自身规律，因而要以修复经济为主，让经济自行恢复常态。

2、修复经济的最重要工具是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

美国面对疫情给经济所带来的压力，采用了历史上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降息，把利息降到0~0.25的程度，而且还扩大了货币投放，例如在2月增加了5500多亿美元的流动性，特别是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降到零，结果是股市暴跌，又进入了一次熔断，使整个金融市场动荡。这说明，面对疫情，修复经济的主要武器并不是实行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开错了药方。中国绝不能走宽松货币政策的路子。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虽然首先表现为停业、停工、停产，企业亏损压力很大，但这种压力最终都会转为财政上的压力。

第一，因为企业停业、停工、停产，财政税费会大幅度减少，而且财政还要减少企业税费的缴纳，例如中国减免了企业的增值税及社会保障费用的缴纳。

第二，财政额外的支出突然加大，财政不仅要承担患者的全部医疗费用，承担各省及军队援助湖北的医疗队的费用，甚至承担逝者的丧葬费用，而且还要对受疫情较重的企业及产业实施财政补贴，对因疫情而无法就业的人支付失业救济金，因而财政的非正常预算支出非常大。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而非正常支出突然增大，当然财政赤字压力较大。

因此，我们修复经济应该从修复财政开始，通过财政的修复而使财政帮助企业逐渐走出疫情的困境，修复财政就等于修复企业，修复整个经济。如何修复财政？

一是发行长期灾害国债。数量可以确定为2万亿元左右，每年付息，到期还本。这既可以使财政有力量帮助企业走出疫情的影响，例如财政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减免税赋，搞应有的灾情补贴等，同时又可以吸引社会的游资，减轻房地产的压力。现在有人之所以要“炒房”，就是因为找不到风险较小而投资回报好的投资渠道，如果以灾害国债的方式将这些游资以国债方式转向实体经济，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中国在国债上还有较大的运作空间。

二是变现国有资产。将不涉及国家经济命脉与不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国有资产变现，增强财政应对疫情的能力，这既可以使财政通过减免税费及补贴的方式，使企业较快复工、复产、复业，走出疫情的困境，又可以与国企改革相结合，推动混合经济的形成，有益于深化改革。

总之，我们这次面对疫情，修复经济的最主要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千万不能搞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不能搞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经过2017、2018、2019这三年对金融风险的化解，已经取得了有效的成绩，很不容易，但如果这次因为疫情而使货币政策走向宽松，那将既不利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也不能推动企业走出疫情的困境，因为企业面对的压力，不是因为流动性不足引起的，而是因疫情引起的，对此，宽松货币政策没有意义，而且还会添乱，不利于整个经济的修复。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仍处于上升期，从长期来看，税费增长空间仍然很大，同时，我们是具有强大国有经济的国家，国有资产及国有经济收益庞大，这两条决定了中国财政政策运作实力实际上较大，再加之目前政府债务还有运作的空间，因而中国财政政策的潜在力量很大。

相反，货币政策运作能量是有限的，一是因为目前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仍然是重要任务，二是因为人民币在国际上所占的储备货币的比例仍然比较低，这二者决定了我们不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是在美国过度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强调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增加人民币的含金量，增强国际地位。因此，宽松货币政策在中国绝不是应对疫情的好的选择。我们要做的是运作好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