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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专访 | 十年踪迹十年心

十五年间,

彭玉磊走过了阿肯色的绵长公路,

再访北国的喧嚣精彩,

终归于南国的开放沉静, 

而这一切都始于十五年前的选择。

当时的他站在人生的分岔路口,

选择了北大汇丰作为心之所归。



01


十月底的阳光透过明净的玻璃天顶落入北大汇丰大楼,楼内错落有致的教室、灵动的空间设计一下子跃入中山大学助理教授彭玉磊的眼帘。一切都不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极具现代感的商学院大楼取代了当年大学城中央的一片荒地,当年南下求学的莘莘少年学子也早已成长为青年才俊,在社会各界崭露头角。置身其间,这位年轻教授任由往昔一幕幕闪过他的脑海,与今昔的感触相互碰撞。


十五年前,彭玉磊是北大汇丰商学院(原北大深圳商学院)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之一。那一年,他与朗润园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失之交臂,放弃了母校华中科技大学伸出的橄榄枝,踏上了南下的求学之路。如今回忆起当时的选择,他感慨,正是与海闻老师的相遇,与许多和自己境遇相同同学的结实,才使他抛开了一些顾虑。“我想选择一个更开放的平台。海老师有个人感染力,有很好的规划和执行力,”彭玉磊推了推眼镜,“我相信海老师,相信优秀的同学,所以放弃了相对熟悉的环境来到北大汇丰”。


回想起来,彭玉磊感觉自己是幸运的,他见证并参与了北大汇丰的发展,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这里少了北大本部的喧嚣,很适合读书。要利用三年沉淀读书,肯定大有裨益”——平新乔老师在开学典礼上的这一席话,触动了当年的彭玉磊,让他一头扎进经济学的世界中。当时北大汇丰只有几位全职老师,但海闻院长请来了北大光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香港大学的良师为学生授课。“这样我们可以接触到各领域最好的老师,可以说比经济研究中心整合的资源更好。“他的语气中透露出自豪。虽然暂居北大深圳研究生院C栋教学楼,北大汇丰却从来不乏良师益友,不缺学术氛围。在这些良师中,北大经济系教授平新乔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龚六堂对彭玉磊学术之路的影响最深。

 

来到大学城的第二个夏天,彭玉磊又站上了人生的分岔路口,一边是工作,一边是出国。出于对宏观经济的兴趣,他决定先北上参加麻省理工(MIT)教授Mike Golosov开设的暑期课程,接触国外前沿的公共财政研究。正是这个决定,让彭玉磊萌生了对宏观财政的兴趣,也坚定了出国深造的决心。课程结束后,他找到北大宏观经济学教授龚六堂,希望能在他门下从事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龚老师当时就给了我两篇前沿的工作论文,要我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拓展。当时这些论文对我而言有些难,涉及到很多模型”,彭玉磊感叹道。整个夏天,他埋头专研文献、拟定提纲,并虚心求教。他始终记得,朗润园暗淡灯火中满黑板的推导公式,平新乔老师在凌晨三点给的中肯意见。在那个夏天里,彭玉磊明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也认准了未来的道路。

 

为了申请出国,彭玉磊当时一面准备相关考试,一面兼顾本就繁重的学业。他当时攻读北大汇丰与港大的双学位项目,课被排的满满当当,学业压力之大,颇有“商界军校”的意味。不过,彭玉磊认为这种系统的高压训练,为他今后从事科研或实践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坦言:“海老师让我们能在一个灵活开放的平台上发展。回头来想,我现在所做一切的基础,都是当年在汇丰及那个暑假奠定的。


02


彭玉磊从德州农工大学博士毕业后,本有机会在美国业界供职,但骨子里养成的“北大自由精神”以及自身兴趣,让他选择沉下心来做学问。


“我喜欢安静地做研究,没有束缚地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拥有思想和时间上的自由”,彭玉磊说道,声音透着一份安定。另外,博士期间的授课经历也让他笃定了“为人师长”的想法,“在大学教书,能接触到很多年轻人,看到他们在课堂上有所获,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这是科研以外最大的乐趣”,他坦言。博士毕业后,彭玉磊曾在阿肯色大学任教,也曾考虑过去北京发展,但出于研究兴趣与家庭的考虑,最终还是选择在中山大学供职。目前,他从事宏观政策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货币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及应用计量领域。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回国呢?无论是科研实力或条件,美国都远超中国,留在美国应该可以接触到更前沿的研究。然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的一篇文章点醒了彭玉磊。卢卡斯在就任美国经济学年会主席时发表演讲,回顾过去几十年经济学的发展,指出宏观经济学已充分认识到经济周期中可采取的相关措施,但却缺乏在如何通过社会激励或社会保障促使人创造更多价值方面的深入研究。其演讲文章《宏观经济学的首要任务》之后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彭玉磊意识到,或许归国才能让自己的研究真正起航。

 

彼时,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不过经济的野蛮生长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在这样一个问题与机遇并存的时期,宏观政策如何继续促进经济、社会与个人的协调发展就变得尤为重要。这方面的研究正是彭玉磊所擅长的,他也多少想为中国的发展做些贡献。

 

“我觉得还是要跟随自己的心”,他在谈及人生岔路选择时如是说。这也许是他在面临选择时能保持理性,却又不失激情的秘诀。对于彭玉磊而言,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是合适的选择,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中大岭南学院管理相对独立,学术上也比较自由,非常适合沉下心来做学术。这让彭玉磊联想到北大汇丰,他不禁感叹,“我目前教授货币经济学,涉及的内容与北大汇丰那时学的很接近,只是将更新的理论融合在里面。”可以说,他走出传承北大百年商学精魂的“商界军校”,走进承载岭南红灰精神的“岭南学院”,是一种开始,也是一种延续,是心之所归。


03


“我主要在随机一般均衡的框架下,考虑异质性的问题”,一谈到研究他就停不下来。

 

从历史角度而言,异质性问题一直占领着商业价值的高地,却匍匐于经济学研究的低谷。传统宏观经济学无法将行为人描述得特别具体,也倾向于将企业视为同质的“黑箱”,不关心企业内部运行机制的差异。然而,正如乔治•塔巴耶(Georges Bataille)所指出,现实世界中个人、企业或商业模式的异质性是普遍存在的,一个企业或一种商业模式要脱颖而出,就必须要考虑到消费群的不同需求。

 

彭玉磊正是在这块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洼地展开探索,在宏观经济学框架下考虑微观行为的差异性。他认为,个人能力不同、企业信息差异等是当代经济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些都会导致宏观现象的不同演变。“我们要考虑这种差异,设计一种体系,充分发挥高素质者的能力,也能保障低能者的发展,使他们有进步的空间”,彭玉磊指出。然而,这种理想体系搭建起来并非易事,存在如何设定零界点的难点。比如,社保的完备使得能力低者有机会发展,但也有可能造成偷懒,使得发挥他们能力与价值的预期效果落空。他目前对人力资本的积累问题、最优赋税问题的研究,正是在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此外,彭玉磊还突破原有的“无摩擦”假设,引人银行等异质性金融中介,研究中介对资金供给的影响及银行家的道德风险。

 

抛却同质性假设,引入异质性问题实际上是对宏观经济学的一大挑战。因为如果没有具体的微观数据作支撑,又何谈个体间的同与异?“就好像画脸谱一样,如果你不了解细节就画不像。宏观经济学也是如此”,他三言两语地阐明了微观与宏观间的微妙联系。实际上,国外宏观问题的研究早已开始注重“微观”转向,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此次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他多年来从事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研究。不过,彭玉磊承认在微观数据收集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国内以往对这类数据的收集与披露很不到位。“中国目前在为这个补课,在交学费,因为宏观模型需要微观数据支持”,他坦言。目前他德州农工的校友、现任西南财经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甘犁也在进行这方面努力,组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手头有了数据,彭玉磊就知道如何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就好似如何用“笔”来具体刻画细节。他会结合实际对计量方法做一些改进,建立合适的模型分析实际问题,为宏观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持。事实上,模型运用一直是经济学中颇具争议的话题点,前段时间美国增长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就撰文批评了“数学滥用”问题。“我们不能怪模型本身,而是我们的模型的假设是否与现实相符,要找到有现实解释力的模型,来解释现实的经济”,彭玉磊指出。不过,也不能因此偏废数学,他打了个形象的比方,“背包里的东西多了才有选择做一些东西。如果你只有火柴,也许你可以做饭,但怎么搞航空航天呢?”。他认为关键是要明白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数学工具中做选择,并需结合中国实际,不能直接套用。

 

正是透过这样严谨的研究方法,彭玉磊看清了近些年来中国政策的深层次影响。他认为,中国几年前也站在一个交叉路口,一边是政策刺激,一边是经济转型。在其近期发表于《计量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Econometrics)的《处置效应估计:以中国2008年经济刺激政策为例》论文中,彭玉磊指出中国2008年实行四万亿刺激政策,虽然短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有利于中国甚至世界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但长期而言这种溢出效应很快就没有了,甚至拖延了经济的转型,造成了现在货币政策的被动状态。“中国当时是一个病人,咬着牙挺过去”他的声音沉了沉,“本来是在慢慢转型的,但政策一出台,国企发现可以不用转型,因为已经有现金流了,它们可以继续进行一些粗放的投资”。甚至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言,相关政策资金在中国的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之中。

 

如今中国经济又被推到转型的交叉路口,一边是治沉疴,一边是控新势。彭玉磊对金融中介的研究表明,国企与私企的异质性导致资本无法优化配置。面对国企改革的老问题与金融中介创新的新现象,他指出“国企有政府买单,银行就会偏向为国企提供资金,造成中小等私企融资困难。因此,众筹平台等新金融中介的出现是对现有金融中介的一种补充”。新兴金融中介不但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也有利于打破传统银行体系垄断融资渠道的局面。所以,彭玉磊认为鼓励金融创新对于国企转型难、融资渠道单一等沉疴不失为一种良方,政府不能盲目地打压,而应当设定宏观政策引导新兴金融中介的发展。未来,中国还会遇到很多交叉路口,彭玉磊希望宏观政策研究的发展能让国家在未来道路的选择上,多一份理性,少一份偏差。


无论在学界,还是商界,北大汇丰培养的人才正逐渐成为影响日彰的“北大汇丰力量”。

 

十年为期,彭玉磊从北大汇丰拾级而上,也见证了这所年轻商学院的变化发展。作为最早一届的学生,他看着秋风中矗立的北大汇丰颇有感触:“我见过哈佛、伯克利等名校的商学院大楼,唯有这所大楼的设计令我感到震撼。”这幢世界上单体面积最大的商学院教学楼,打破传统学院建筑单一的院落、实体特性,用前卫的几何造型重新诠释商学院严谨开放的格局。

 

正是在这种格局下,一批批青年才俊走出了北大汇丰,他们活跃在商届,投身于科研,又或者献身于教育。“海闻老师说,希望未来北大汇丰的国内外专职教授能达到100余名。我相信海老师的眼光,以后的北大汇丰大有可为,”彭玉磊的声音中流露出期待,他与北大汇丰培养的青年才俊在十月底的这天再次回到母校,他们虽然都走在不同的人生路上,却印刻着相同的烙印。

发布时间:2021-01-08 点击量:2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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